新闻来源：中央电视台 2015年11月28日 20:54 浏览次数：1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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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电视节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承办。自1991年创办至今，四川电视节已成功举办了13届。2013年，中断评选18年后，四川电视节恢复了“金熊猫”奖国际电视剧评选，中国《木府风云》、英国《唐顿庄园》、德国《一代人的战争》等电视剧获得大奖。本文以2015年第13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电视剧评选活动为基础，对其战略思想、可持续发展趋势等进行研究和考量，以期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国际电视节平台留下珍贵的一手资料，固守与拓展我们的“文化版图”。

　　这篇研究采样调查是通过与四川电视节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电视剧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卢亮和中央电视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电视剧评选活动执行主席张子扬，两个代表人物之间的对话、访谈，以及笔者参与评选活动终审的思考和体会总结而成。

　　一、四川电视节是中国仅有的两个国际电视节之一，要向FIPA学习，中外影视人需要真正行之有效的沟通与理解

　　四川电视节、上海电视节是中国仅有的两个国际级电视节，是与美国艾美、法国戛纳、韩国首尔、加拿大班夫等一样的国际电视节。但是，对欧美国家而言，影响力最大的国际电视节并非因国际电影节而声名鹊起的戛纳，而是法国国际电视节（Festiral International de Programmes Audovisuels/FIPA）。FIPA创办于1987年，每年在法国南方城市比亚利兹（Birrlitz）举办，截至2014年已经举办27届。一般情况下，国际影视节都会在相对小的城市甚至乡村举办，其目的在于依靠影视文化平台拉动当地经济。中国的国际影视节则大都会选择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来举办，而成都作为国际电视节举办地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更符合国际惯例。中国电视和传媒的“文化版图”，如果要实现进一步的固守与拓展，势必要参考影响力最大的国际电视节平台FIPA。

　　据悉，2014年FIPA上，有一部由澳大利亚拍摄的、有关我国“文革”时期内容的纪录片在每个展厅里播放。从这部在重庆采访拍摄了4年的纪录片中，可以看出重庆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当我方表示该片如果进行局部修改后可以在中国播出时，一些西方片商组委会和相关人士感到很吃惊，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对我们影视创作的审查标准和尺度还有很大的误读。从中我们也得到启发：对我们“文化版图”的固守与拓展而言，如果不去主动拍摄自己的历史和现实，那么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就会被别人拍摄和解读。FIPA组委会里坚持国际化思路的人士表示，希望会有真正中国本土制作的影视作品能够“走出去”，走进有影响力的FIPA，走向世界。

　　由此可见，国内和国外相关方面都希望真正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可以传播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没有被西方误读和曲解的影视作品能够“走出去”，而此前业内惯行的只有“迎合西方对中国特定的、猎奇的、有色的想象”的影视剧才是“国际的”，才能“走出去”的思路和做法，其实也同样是对西方业界的一种误读。这充分表明，法国国际电视节和四川电视节举办的必要性，即中外影视人需要真正行之有效的沟通与理解。这种沟通与理解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上，还应该有节目样式等方面的沟通。据卢亮副主任介绍，FIPA上的smart FIPA单元是关于游戏类、新媒体内容的。其中，有一个团队演示了非洲捕鱼的游戏，是通过虚拟游戏场景结合纪录片手法实拍的。这让我们看到，国外的真人秀节目已经介入游戏开发环节了，而在我国，真人秀节目刚刚兴起。目前，电视剧网络化、游戏化是一个趋势。张子扬主任谈到，这种趋势与中央电视台聂辰席台长提出的“智慧广电”的理念是一致的。作为中央电视台智库的发展研究中心应该更加关注国际电视平台的研究和发展，结合我国实际研究如何通过四川电视节这样的国际电视平台对外传播我们的文化。张子扬、卢亮一致认为，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应该成为一个实现我国影视剧 “走出去”的平台，希望“金熊猫”奖可以真正实现实体化运营，进而实现中国“走出去”的战略思想和美好展望。

　　研究韩国文化振兴院“走出去”的过程不难发现，韩国文化振兴院是先从游戏和音乐开始的。2002年以前戛纳国际电视节最大的展厅是美国华纳，2002年华纳因遭遇经济危机而放弃，韩国KBS接手后做了“创意韩国”展台，其背后的资金来自韩国文化振兴院。这种机制促使韩国纪录片近年来纷纷在国际电视节上获奖。此举值得我们思考并借鉴。

　　二、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坚持国际标准，与世界先进水准差距缩小，但中国电视剧制播“走出去”仍有巨大差距

　　多年来，四川电视节始终坚持按照国际标准来做“金熊猫”奖，这样的操守和规格在众多中国影视节里难能可贵。可以说，“金熊猫”奖与国际电视节的差距不大。从2015年四川电视节的评审中可以看到，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一剧两星”政策实施后，我国电视剧制播水准与世界先进水准的差距正在缩小，这种差距从知觉感观上来看，比“一剧四星”时代要缩小很多——从“一剧四星”时代发展到“一剧两星”时期，实际上改善的是我国电视剧播出体系中原有的不良状况，并由此努力向国际通行标准迈进了一大步，这一步的成果在2015年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电视剧评审过程中可以看到：国际评委对我国部分参评电视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远远超出我们评审、翻译等工作人员的想象，尤其是一些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于：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应该从国际视角上看，而不是一味闷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去思考。从“一剧四星”到“一剧两星”，究竟是表面上的缩水，还是实质上“文化版图”的固守与拓展，不同的立场便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如果站在国际大局、国内主流来思考的话，电视剧从单纯的货币价值逐渐回归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维度上，总是没错的。

　　纵观2015年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电视剧评审的过程，有3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我国电视剧50集的规模与西方电视剧10集的规模在一起评审的时候，播出的审看时长是不是应该不一样，是不是应该给予量化和比例协调的平等呢？很明显，中国电视剧的时长规模与欧美等国极度不同。这种审看时长的协调，实际上是对参赛的各个国家电视剧运行和播出体制的协调。从中可以看出，当今世界电影与电视剧运行和播出的巨大不同——电影运作和放映体制机制是近乎统一的国际标准；然而电视剧却从头至尾是各国的本土化制作和运营，以至于输出的时候必须要根据出口国国情对制作重新改造。比如，我国70多集的电视剧《甄嬛传》在美国播出时就必须剪成6集，同样，韩国电视剧1小时1集的规格来华后，也要剪辑成适应我国国情的45分钟1集的规格。在这些审看评选中的困难和问题背后，潜藏着的是世界电视剧纷繁复杂的发展格局。相比国际电影发展的“大一统”趋势，国际电视剧的发展则是“春秋战国”的格局。笔者深感国际电视剧的创作、运营甚至教学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挑战，本土电视剧的发展与本国国情是一致的，电视剧的审看及教学与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分不开，这完全符合“文化版图”的理论。“金熊猫”奖如果要保证某种特定的固守与拓展，势必要学会平衡和协调各种国情下的各个电视剧之间的异同。

　　其次，电视剧在国际评审领域里应该如何分类？有的类型里西方作品居多，有的类型中我国作品居多，各有各的国情，应该怎么划分？尤其是我国电视剧类型与欧美国家、日韩等国电视剧的模式和类型截然不同。中国喜欢选送、拍摄那些书写横跨历史不同阶段的电视剧，比如《北平无战事》《平凡的世界》《老农民》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编年体类型的国产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尽管外国评委给予很高评价，但在评审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困难。很明显可以看出外国评委对我国历史题材剧作中的背景和解读会产生诸多困惑，接收相关信息比较困难，这样的电视剧仅仅在解释剧作背景的时候就要花费很长时间，翻译起来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甚至对于年轻的翻译而言，他们一时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中国这些长长的历史书写和其背后多元复杂的关系，更何况要翻译给外国的观众去接收、观看、欣赏。可以这样说，在这次“金熊猫”奖提名的中国电视剧中，外国评委可以直接看明白的只有《何以笙箫默》和《产科医生》这类现代偶像剧，而其他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如果不是因为参赛评审，外国评委是很难去揣摩和研究的。我们的电视剧是让外国观众“研究”地看，还是让外国观众舒舒服服地坐在电视机前看？或是想让外国观众去“研究”一下中国某段特定的历史呢？ 

 　　最后，评委打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满分的选择？明明觉得有些作品无论是与理想目标，还是客观标准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为何还会出现满分作品呢？满分的标准是什么？2013年的满分与2015年的满分之间有什么差别？有没有统一的国际电视剧满分美学标准？不同国家选送的不同类型的剧作，在满分评选上应该怎么协调统一？比如，外国评委表示很喜欢《红高粱》《老农民》等作品，但是又不了解这段历史，满分标准该怎么打出来？而在法国人人皆知的电视剧《小谋杀》，则有我国评委表示不喜欢，这种情况下的满分标准是否存在主观色彩？各个评委身处不同国情与境况，与这些摆在桌面上的参赛电视剧一样面临诸多困惑……这些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据卢亮副主任介绍，首尔国际电视节的选票现场像股票交易大厅一样极度透明，大家都能直接看到，很刺激。但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这种极度透明的形式是不是能够承载对世界电视剧评审的内容呢？这里潜藏着哲学意义上的一种悖论：评审形式过度形式化后的评审本质上是什么？没有精心设计形式的评审究竟是不是与时俱进的评审？评审的方法有新旧之分吗？电视剧评审的与时俱进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在大数据时代，电话采访这种比较传统的新闻采集手段由于更符合实际，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发挥出更加灵活的优势。如此看来，电视剧评审的形式也和电视剧一样，是适应各个国家国情的一种传播现象和文化商品。

　　相对于我国电视剧行业，张子扬主任建议：第一，建立类似文化振兴院的机构以助推中国影视剧“走出去”平台建设；第二，不能所有频道都走市场，国际通行的做法是有一个频道彻底做公益节目，这个可以由中央电视台来倡导实行；第三，建议直接与国际接轨，实行“一剧一星”政策。我们的电视剧制播要讲主流、讲大局，平衡政策、市场、娱乐等多方因素，这样才可以做到“走出去”。现在，从对于世界电视剧发展先进水平的把握上来看，国内和国际评委的眼光和美学趣味近乎一致，这会为中国电视剧制播水准带来一定的上升空间。

　　三、与世界接轨，体现中国特色，四川电视节首次举办国际新媒体和大学生作品评选活动

　　2015年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首次举办国际新媒体和大学生作品评选活动，既与世界接轨，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拓展，进而成为成都、四川乃至中国的文化名片。确定一部电视作品算不算新媒体作品，这对全媒体遍布世界的今天而言是个问题。卢亮副主任介绍，国际通行的标准是看这部作品是不是在新媒体上首播。比如：美国电视剧《纸牌屋》因为其在网络上首播而被确定为新媒体作品，而不是以前意义上的电视剧作品。尽管它是一个“剧”，但是其播出平台决定了它的类别。又如，有一部最终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作品，该片原本很长，后来被剪辑成一个很短的片子在新媒体上首播并引起轰动，由此吸引了大众广为收看这部纪录片，直至最终获奖。这部纪录片的成功得益于新媒体的轰动效应，如果没有新媒体，这部纪录片很可能“出不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新媒体的作用在于可以在短时间内给影视作品带来轰动效应，而这一点恰恰是传统媒体很难做到的。因此，虽然“金熊猫”奖以往是以推出纪录片而著名，但是在当今互联网和新媒体兴起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必须要关注新媒体，要注重研究新媒体与影视作品推介的关系。国际片商乔治是国际艾美奖新媒体单元创始人，这一奖项始创于2003年。现在FIPA也开始主动征集欧洲14个国家的青年参加评奖，增加了大学生作品单元。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级评选平台，之前从未做过国际影视新媒体作品评选，此次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首次举办国际新媒体和大学生作品评选，意义深远。

　　这次四川电视节国际新媒体和大学生的参赛作品种类特别多，我国大学生作品数量很大，约有3000多部作品参选，一些国外大学生作品的质量非常高。张子扬主任建议，国内各播出机构应该拿出一定的播出时段，以“金熊猫”奖名义播放参加评奖的纪录片和大学生作品，由此与电视节的国际评奖形成一种立体式的发展和延伸。否则，我们很难真的实现影视作品“走出去”。例如，某真人秀电视节目在播出环节中出现了两个维度上的不对等情况，一个是从国际关系而言，引进节目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后我们率先播出了该节目，但是该节目到了合作方的国家后却没有被播出；另一个是从新旧媒体格局而言，电视节目网络视频的点击率归网站所有而不归电视媒体所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由于相关人士对当下业界主流发展趋势和大格局没有清醒的思想认识；二是因为在创作过程中考虑问题的视角没有上升到国际格局和 “文化版图”的层次。三是国内大多电视剧、动画产业入不敷出，需要依赖政策倾斜和资助，但院线动画产业却崛起了，亮点频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电影《大圣归来》。

　　卢亮副主任介绍，国际上现在院线纪录片已经成为一种传播现象。例如芬兰纪录片《生命奇迹》，虽然芬兰自1963年以来就从未放过院线纪录片，但该片在600万人口的芬兰竟然收获了9万欧元的票房，并且向外输出版权卖了35个国家。然而，这种院线纪录片在中国却没有构成传播现象。几年前国际片商乔治曾建议要我们引进电视节目模式，原本以为如果引进电视节目模式席卷全国，那么中国5年内很难有新的、原创的模式出现，但是没想到不到一年，我国自主远传的电视节目模式出口了。乔治认为，中国如果不引进电视节目模式，那么中国的电视节目也学不会输出。所以，电视节目模式的引进是中国电视节目发展的必经阶段。

　　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之所以新增新媒体作品单元，不仅是要学习、借鉴FIPA的先进经验，而且有我国媒体格局的特定优势。从目前我国新媒体发展态势来看，国内视频网站发展水平远超国外，这一点从电视节上外国评委喜欢看国产剧《古剑奇谭》就可略见一斑。我们知道，西方新媒体的发展是有线电视的延伸，是会费制，虽然有自己良性循环发展的路径，但是发展缓慢，美国《纸牌屋》只是一个个案。从新媒体首播角度来说，我国一些电视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也“违反”了这一规则，他们的电视节目先由传统媒体播出，再在新媒体上播出。事实上，只要不是与新媒体同步播出的产品/节目，就不能算是新媒体产品/节目。

　　与乔治观点不同，张子扬主任早在本世纪初就提出，我们要警惕西方电视节目的版式输出，并且质疑这种模式是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可购买和交易的商品，因为许多节目模式的内在结构其实并非原创。这就好比小品在央视“春晚”上表演，由此成为了“春晚小品”这种特定体裁。但小品本身作为戏剧学院的训练手段还是以本体的形式存在着，而“春晚小品”的体裁却流行于全国各类晚会上，这样的节目模式该如何界定？是不是应该给“春晚”和学院付费呢？由此可见，关于节目模式的探讨蕴含着辩证的哲理。

　　张子扬主任认为，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要拓展和升级，要根据大局和主流重新定位，做一个一线的、关注参与业界智库和实体化的平台。四川电视节作为平台独具优势，有地域性、有吸引力，与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相比，更注重“虚构”。由此来看，上海与四川，分布在长江的头和尾，一个注重“记录”，一个注重“虚构”——这两个国际电视节联合在一起，分别承担构筑我国“文化版图”长城中电视人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中央电视台发展研究中心在构筑我国“文化版图”方面将全力提供智力支持，并从中学习我国“文化版图”前线的先进经验，视角要与中国电视一致，与世界接轨。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由此也可以成为成都、四川乃至中国的文化名片。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艺术研究院，在读博士　李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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